《纽约客》对马杜罗的分析，以及《魔戒》中甘道夫拒绝魔戒的情节，共同指向一个永恒命题：绝对权力不仅会腐蚀他人，更会蒙蔽权力持有者自身。这种“盲目”不是简单的认知偏差，而是权力结构对人性的异化——当一个人被无约束的权力包裹，他与现实的联结会逐渐断裂，最终陷入“自我毁灭”的循环。  

一、权力的“信息茧房”：当掌权者活在“气泡”里

Jon Lee在分析马杜罗时提到的“信息茧房”（got himself into a bubble），是绝对权力最典型的副作用。权力的“无约束”（unbridled power）会天然筛选出“顺从者”：下属报喜不报忧，亲信过滤负面信息，最终掌权者听到的只有“回声”——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赞美、对风险的轻描淡写，以及对“神圣使命”的狂热附和。  

这种“气泡”在历史上反复上演：  
• 萨达姆坚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直到美军攻入巴格达；  

• 卡扎菲沉迷于“非洲之王”的人设，无视国内民怨与国际孤立；  

• 特朗普在任期内多次误判疫情、选举等关键形势，身边幕僚的“忠诚”让他对现实失去感知。  

马杜罗的“误判”同样如此：他将自己塑造成“反抗美帝”的民族主义符号，用“神圣战争”的叙事凝聚支持，却对国内经济崩溃、社会分裂的现实视而不见。权力的“无护栏”（without guardrails）——缺乏制度制衡、媒体监督与民意反馈——让他陷入“自我神话”的幻觉，最终在外部冲击下溃败。  

二、权力的“狂妄自大”：当“正义”成为新的枷锁

Jon Lee提到的“hubris”（狂妄自大），是权力盲目的另一重维度。当一个人认为自己“代表正义”（如拉美革命民族主义者对抗“美帝”），权力会异化为“道德绑架”的工具——掌权者不再关注“是否有效”，而是执着于“是否符合神圣叙事”。  

这种“正义的傲慢”在马杜罗身上体现为：他坚信“抵抗美国”是唯一正确的道路，为此不惜牺牲经济改革、国际合作的机会；在《魔戒》中，甘道夫若持有魔戒，也会陷入类似的陷阱——他用“行善”的名义颁布严苛法令，用“正义”的姿态剥夺他人的自由意志，最终“善”会变成比“恶”更令人窒息的统治。  

托尔金在书信中推演的“甘道夫持戒”场景，揭示了权力的本质：当“善”被权力垄断，它就会异化为压迫。甘道夫的“自以为是”比索伦的“邪恶”更危险，因为前者用“道德正确”掩盖了对人性的践踏。马杜罗的“反抗”同理——他用“民族尊严”的口号绑架民众，却无法解决粮食短缺、通货膨胀等现实问题，最终让“正义”沦为空洞的符号。  

三、权力的“自我毁灭”：绝对权力的终极悖论

无论是马杜罗的“信息茧房”，还是甘道夫的“正义傲慢”，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结局：绝对权力必然导致自我毁灭。这种毁灭不是外力强加的，而是权力结构内部的逻辑必然——当权力脱离约束，掌权者会失去对现实的感知能力；当他们用“正义”或“使命”自我合理化时，会忽视最基本的人性与规律；最终，权力的膨胀会反噬自身，导致系统崩溃。  

委内瑞拉的现状正是这一逻辑的注脚：马杜罗的“神圣战争”未能对抗美国，反而让国内经济彻底失控；查韦斯的“石油属于人民”口号，最终因产业空心化与腐败演变为“捧着油碗的饥民”。这些悲剧的根源，不是“敌人太强大”，而是权力持有者被自己的“绝对权力”蒙住了双眼。  

四、权力的“解药”：约束、谦逊与共情

如何避免权力的“盲目”？《魔戒》给出了隐喻式的答案：  
• 约束权力：维拉派遣巫师时明确规定“不能以力量对抗力量”，本质是用规则限制权力的边界；  

• 保持谦逊：甘道夫拒绝魔戒时说“我不敢拿走它”，是对人性局限的清醒认知；  

• 共情他人：托尔金强调巫师的任务是“启发”而非“代替”，本质是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。  

现实中，这需要制度设计（如权力制衡、媒体监督）、文化培育（如谦逊的领导力）与社会参与（如公民监督）的共同作用。只有当权力被“护栏”（guardrails）约束，掌权者才能跳出“信息茧房”；只有当“正义”不被权力垄断，才能避免“善”的异化。  

结语：权力的终极考验，是对自我的克制

马杜罗的“盲目”与甘道夫的“拒绝”，本质上是同一命题的两面：权力既能放大人性的光辉，也能暴露人性的弱点。绝对的权力之所以危险，不仅因为它会伤害他人，更因为它会摧毁权力持有者对现实的感知——当一个人活在“气泡”里，用“正义”自我麻醉，他终将走向自我毁灭。  

《魔戒》中，霍比特人最终将魔戒投入末日火山，不是因为他们更强大，而是因为他们更渺小——渺小到不会被权力诱惑，渺小到能看清自己的局限。这或许就是对抗权力盲目最朴素的解药：承认自己的渺小，敬畏权力的边界，永远保持对现实的共情。